他们，都是摄影界的“名人”
他们的文章作品，已频频在各类摄影活动、展览、媒体上亮相
他们在摄影领域里不懈地探索钻研，带动影响启发着诸多的摄影人……
人民摄影报“与名家面对面”栏目邀请摄影评论家孙振军主持，与摄影界的名家面对面，希冀通过对话访谈形式，就摄影创作、理论研究、热点思潮、焦点话题等展开深度交流，为读者提供一处辨析平台
在当下碎片化阅读盛行的趋势下，让我们的头脑保持一种深度的、理性的、系统化的分析判断和思维能力
第10期
▼孙振军
三门峡市摄影家协会主席、摄影评论家。曾在海军南海舰队、西沙群岛服役，并从事新闻与摄影工作。在南方周末、人民摄影报、中国摄影报发表多篇评论文章。出版过多部专著。
王福春
著名摄影家。拍有《火车上的中国人》《黑土地》《东北虎》《中国蒸汽机车》等摄影专题。获第十七届中国摄影展览金奖、第三届中国摄影艺术金像奖。年因作品《火车上的中国人》被评为全亚洲最具影响力的30位摄影师。年《火车上的中国人》获美国洛杉矶社会纪实摄影杰出贡献奖。
纪实摄影的方向与选题就在你近旁
“摄影我是半路出家，但摄影打开了我的第三只眼睛，让我重新认识了自然、社会与人，同时也认识了自己。”
孙振军：为什么你的外表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有什么秘诀？
王福春：人生要有爱好，你的生活才有趣；如果没有爱好，活得就平庸乏味。
摄影是我一生的至爱，摄影，激活了我的生命，让我活得精神，活出了真实的自己，改变了我的人生命运。
我是东北绥化人，生于年。3岁失去母亲，5岁失去父亲,是哥哥、嫂子将我抚养成人。初中毕业我考上了铁路司机学校,自此与铁路结缘。年我又应征入伍。因为我画画很好，进部队不到一个月，被调到团俱乐部做电影放映员。年文革后期我被分配到哈尔滨铁路局三棵树车辆段车电车间任车电钳工，由于我能写善画，又被调到工会做宣传干事。
年文革结束才开始接触摄影。但那时内心总觉得摄影只是一门技术，而美术才能称为艺术。后来因为工作便利拍摄了大量的照片，发现摄影在记录真实影像方面比绘画更加快捷，所以我对摄影产生了兴趣，渐渐放下画笔拿起了相机。
可以说，摄影我是半路出家。年我为了摄影调到哈尔滨铁路局科研所当专职摄影师。是摄影打开了我的第三只眼睛，让我重新认识了自然、社会与人，同时也认识了自己。每当相机的世界与我心中的世界重合时，都令我心动不已，因为它融入了我的感情，凝固了我对生活的爱恋。于是我一次次在列车上行走，拍摄下了火车上的中国人的千姿百态，记录了铁路无法忘怀的那段历史。
孙振军：摄影界评论界乃至广大读者，提起你的名字就能联想到《火车上的中国人》,对这种评价你认可吗？如果用你自己的眼光来看，之后所拍摄的专题是否都不如《火车上的中国人》好？
王福春：大众的这种观念我没有办法否定，因为《火车上的中国人》已经成为我的符号，虽然我在其后还拍摄过很多专题，好象大家都认为没有《火车上的中国人》好。
对于一个专题的好坏，需要看是站在哪个角度去评论。毕竟艺术评价没有准确答案，好与坏是相对的，各有各的优势。年央视邀请我上春晚讲述了火车上的中国人30年，一下让我“火”了。过去是摄影圈里知道我，那之后很多百姓都知道我了，喜欢我的火车上的中国人。我的作品没有给他们带来伤感，反而给他们带来了难忘的记忆。
现在我到火车上拍片，总有人把我认出来：你是拍火车人的摄影师吧？这让我欣慰，有一种当明星的感觉。
通辽一集宁年
“我庆幸一拿起相机就坐着时代列车一路走来，拍下了火车上的中国人的千姿百态，见证了改革开放39年中国铁路飞速发展的巨变。”
孙振军：当年你是有意识地在重点拍摄《火车上的中国人》吗？
王福春：刚开始是无意识的拍摄。因为我是铁路职工有免票，每天乘火车上下班通勤，看见车上有好玩的有趣的瞬间就顺手拍下来。积累了大量的照片，冲洗出来后觉得很有趣很有意思。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没有所谓的专题、纪实、策展人一说，自己觉得很好，就一直坚持拍下来了，后来也开始有意识地想要做一个这样的专题。因为我是画画出身，非常喜欢漫画，于是我把漫画的元素和表达方式也融进摄影作品里。所以在拍摄火车上的中国人时，都或多或少地体现出漫画的幽默来。
孙振军：有意识地将漫画融入了摄影作品里，是否受到他人的启发和指导？
王福春：没有。我拍片子是根据自己内心原发的灵感，并没有受过哪位大师的指导或者刻意模仿谁。我的拍摄涉及各个领域，风光、纪实、动物，只要是我喜欢的都会去拍摄。
如果说对我影响最大的摄影师，那便是年日本摄影大师久保田博二的作品在哈尔滨的展览，全是纪实的大片，当时给我的感觉是太震撼了，觉得自己真是井底之蛙。因为在此之前，影响我的都是香港沙龙唯美的风花雪月作品。所以后来我慢慢走上了纪实摄影的道路。此外，纪实摄影大师布勒松的决定性瞬间和萨尔加多的劳动者，对我的影响也很大。特别是萨尔加多的纪实作品有一种美感在里面：那种平和自然的美。
孙振军：在拍摄《火车上的中国人》过程中，有没有令你印象深刻的故事？
王福春：我当了一辈子的铁路人，对铁路有一种特殊的情感。铁路给了我一个平台，我为铁路留下一部历史。这么多年，在车里经历的风险太多了。记得年我从哈尔滨到北京、北京到西宁、西宁到格尔木又到武汉、长沙，从低海拔到高海拔、从低温到高温，一趟出去半个多月都在火车上，体重下降了10多斤，由于出汗过多虚脱，最后晕倒在车厢里。
最惊险的一次是上世纪90年代初，北京到上海的车上。那时候车厢里人满为患，超员大概百分之二百多。因车厢人太多我决定从这节车厢下来走到另一节车厢。没想到我刚下来火车就开车了。在站内，火车速度并不快，我紧跑几步抓住了车。但出站后，火车速度加快，原来保持垂直的身体随着车速倾斜飘起来了。此刻再跳车已经来不及，就在我快抓不住的时候，车门咔啦一声打开了，列车长、列车员还有车上乘客把我给拽上了车。当时车上很多旅客说，你可以坐下趟呀！我说不行啊！我的摄影包在车上，镜头胶卷和用品都在里面。每次回忆起这件事情，我的内心都感到后怕。所以，很多摄影作品是用生命为代价换来的。
我庆幸自己一拿起相机就坐着时代列车一路走来，拍下了火车上的中国人千姿百态，见证了改革开放39年中国铁路飞速发展的巨变。
武汉一长沙年
“拍纪实作品最难的是跟人打交道。我形容自己是职业小偷，偷的不是旅客的财物，而是影像。”
孙振军：很多人愿意去拍摄风光、去拍摄动物，就是不愿意与人打交道，认为这是一件十分麻烦的事，对于这个观点你怎么看？
王福春：拍纪实作品最难的就是跟人打交道。我是在火车上、地铁里离人最近的摄影师，我形容自己是职业小偷，偷的不是旅客的财物，而是影像。只有练就一颗贼心、一颗贼胆、两只贼眼，才能拍出作品。
火车上，我有铺也不休息，有座也不坐，就在车厢里窜，两眼四处乱看，经常被旅客误认为小偷，通报乘警，审查我。有时和小偷不期而遇，他以为我也是小偷。如今人们的肖像权意识逐渐增强了。拍摄中被人瞪一眼和要求删掉照片都是很客气的，抢你相机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打你一拳踢你一脚你也得忍受着。年7月10日在上海到杭州的列车上，我就因为拍摄被误认为是坏人，对方掐住我的脖子猛地一拳打在我嘴上，当时牙全木得不知疼了，接着第二拳打在我头上，眼前瞬间一黑，差点倒地上。总之，拍纪实拍人太难了！
孙振军：你对摄影的激情以及投入，给你的生活是否带来过困扰？
王福春：影响是肯定的。因为我是属于兴奋型的人，常常会因为好的作品或者想法而激动不已。年时，我在复方木尼孜其治疗白癜风的有效偏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