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饭戏开始了，这出婺剧《刘秀登基》已过半。乌泱泱的人群围住了戏台，盯着跪在台中央落难的“刘秀”。“刘秀”开口哭诉，一箱娃哈哈酸奶哐当丢上戏台，接着是一篮水果，四五袋烧饼。一个红衣男子在戏台一侧踌躇，终于被四五个乡亲推着搡着到戏台中间，往“刘秀”的帽巾里插了元人民币。--围着戏台的人乐开了花，更多的糖果饼干纸币被抛上戏台。
久居城市的人为眼前景象感到不可思议：缙云县笕川村文化大礼堂里，嗑着瓜子的老太，敞着衬衫的老汉，五百多个乡民对着脑袋上直愣愣竖了百元大钞、满面愁容的小生乐呵呵地笑。
面对它，任何的惶惑、不适、惊奇只能暴露你不属于缙云的这方水土，你尚未走入缙云人的语境。
历史上的缙云人信鬼神。一场戏开演前需赶鬼，结束时要扫台，意在驱赶戏中丧命的亡灵；每个村都有守护本村的神仙，缙云南乡张山寨供奉陈十四娘娘，这里有浙西南一带规模最大的迎神庙会；旦逢红白喜事、过年过节，缙云民间兴邀戏班演叠八仙，做了亏心事的人被神仙的笔一点或带上神仙的帽子，就此逢凶化吉。
即使到今天，传统的强大基因仍未褪去。
所以演讨饭戏时丢食物塞钱是讨吉利的，做还愿戏要烧三炷香，请到守护本村的神仙，年底的平安戏是用喧腾的锣鼓声驱鬼神保平安，这是人尽皆知的风俗。
到现代，即使不是所有的缙云人依然信鬼神，“赶热闹”还是在农村看戏的目的。哐啷哐啷哐啷的鼓锣震天响是热闹，挤到戏台前看讨饭戏起哄是热闹，熟识的乡邻朋友在戏台下嗑瓜子聊天是热闹，溜到后台看演员化妆打扮是热闹，聚在戏院外卖烧饼、冰棍的流动小集市是热闹。不论生日戏寿年戏唱丧唱亲，唱什么内容随“显戏”的人点，热闹的气氛对头就行。
放到40年前，一出戏曲带来的热闹是文娱生活极度匮乏的年代里的一抹亮色。一个草台班子就是一段故事的开始。
撰稿
严碧雯（传播学院15级本科生）
摄影
周以航严碧雯朱建萍
采访
朱建萍、严碧雯
编辑
薛花
起点
“草料场起火了，快来救火……”李崇善一声京剧念白唤醒听惯10年样板戏的耳。“才子佳人、帝王将相”回来了。那是年，文革后第一出古装戏《逼上梁山》在北京开演。
两年后，徐珍英报考了缙云县新建镇婺剧团。考试的内容她只记得两项，试唱听嗓子，上妆看扮相。17岁的徐珍英“人美歌甜”，考进了剧团。在这之前，徐珍英从没有接触过婺剧，想演戏是觉得女孩子就该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试唱考试，她说自己选了一首“流行歌”，《边疆的泉水清又纯》。这首年的“流行歌”是电影《黑三角》的主题曲，这部“中国经典反特”电影打着浓厚的时代烙印，而它的演唱者李谷一那年36岁，风华正茂，是“徐珍英们”心中的女神。
彼时李谷一正处在事业攀升期，距离“新时期中国大陆的第一首流行歌曲”《乡恋》的诞生还有两年，而17岁的徐珍英赶上了戏途的顺风期。在有限的新建镇婺剧团资料中，写着这么一条：
年冬首期招收20名学员，基础训练才20多天，即排成《春草闯堂》、《乔老爷上轿》、《三女抢碑》，邻村纷纷相邀订戏，剧团无法辞谢。大年初二首演于双川乡陈宕，一鸣惊人。正月即赴丽水城郊、雅溪演出，三月回缙云，在县城戏院献演，六场爆满，从此戏路畅通。
在文革结束，流行文化尚未深入乡村的空档期，传统戏曲的生命力开始恢复。除了新建镇婺剧团，还有五六个戏班在缙云县流动演出。
19岁的王全有一到暑假就爱往戏台跑。和念不进去的书、读不起的学校比，剧团就是一个光怪陆离、喧腾热闹的世界。
王全有至今记得一年婺剧班子隆重地做了一次赶鬼仪式。赶鬼习俗民国时期就已形成，这套复杂的程序在80年代浙江西南的乡村再一次重现。在19岁的王全有眼里，赶鬼的高潮就是关公追小鬼，红脸关公持着青龙偃月刀一路挥舞，小鬼抱头逃窜。接着鼓点一紧，吹打陡然一转，正本剧目热热闹闹欢欢喜喜地开始了。
演小鬼的恰是王全有初中同学，王全有溜到后台找朋友玩。后台的世界新奇、混乱，这一切来源于反差，到现在也是。台前巡捕拿锁链压着死不认罪的刺客，刚闪进后台，“刺客”的手臂揽住“巡捕”的腰，“巡捕”的头顺势倒在刺客肩上，他们原是夫妻；梳妆台前，卸下凤冠的妃子独自缩在阴影里，一粒一粒地剥玉米吃，脂粉掩饰不了眼神泄露出的疲倦；黄色的“花脸”冲着女儿发火，鲜红的颜料夸张地越过唇线勾勒出发威的神态，女儿看着父亲的血盆大口一开一合，怔怔地不敢说话。
演员的孩子在后台和武生打闹
19岁的王全有在后台见到了青龙偃月刀，台下瞧着明晃晃的兵器原不过是刷了绿漆的塑料，只是刀背上雕的一条漂亮的龙让王全有着迷。后来那个“小鬼”告诉王全有，在剧团跑一天龙套就能赚钱。王全有一想，书是读不下去了，演戏挺好玩，自己又喜欢，还管吃管住有钱赚，就跟着朋友，进团、学戏。
那年是八九十年代的交界点，中国市场经济改革暗潮汹涌，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步步攀升。年1美元兑换1.5元人民币，年，这个数字翻三倍跳到了4.7。王全有拿着40块钱一天的工资当了跑兵。他的学历就此定格在初中。
徐珍英记得年那会儿她在剧团一个月工资15块钱，不过那是一笔让人羡慕的巨款。比巨款更让她放心的，是吃公粮有保障的日子。那个时代，靠读书改变命运的上升渠道依然狭窄，在公营性质的剧团演戏不失为一条出路。
然而当经济体制改革浪潮澎湃而来，这份稳定的安全感不可避免地成为破裂的泡沫。剧团运营入不敷出，发出的工资赶不上飞涨的物价，新建镇婺剧团最后没能逃过解散的命运。
“那么多年的姐妹，说散就散了。大家各走各的路。”徐珍英说，“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不是所有的情绪都归于失意，另一种力量在90年代的浙江土地上奔突涌动，它的典型是温州，而缙云县南侧的青田，也流传着波谲云诡的商业传奇：偷渡出国，下海经商，发家致富。
在浙西南的山村，一批缙云婺剧团演员自立门户，成了班主。
冒险
高正宗生于年，精瘦，黧黑，被人叫“大花脸”。他的本职是打鼓，用几根鼓槌掌控一台戏的全部节奏。他命途一度坎坷，对把握时机有着强大的主见。
18岁，他一狠心离家出走，从此逃出养父毒打的阴影，揣着奶奶给的两块钱自行谋生；二十出头，在金器店当学徒的高正宗躲在戏台后看人打鼓，无师自通；进剧团后，他自个儿琢磨吊嗓子的窍门，冲着溪塘对岸哇哇叫，喊破喉膜，从此没法唱高音。年，距离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确立整整两年，头脑灵活的能人蠢蠢欲动，27岁的高正宗属于这群人，他做出决定，脱离戏班，自己办团。
高正宗在幕后击鼓
死气沉沉的计划体制外暗藏暴富的机遇，也潜伏致命的危险。高正宗遇到的是后者。
在他描述中，95年前后是治安混乱的时代，到山区演一台戏，往往伴随着打架、勒索、敲竹杠。高正宗记得清楚，某晚演出结束，一群地痞流氓围住了戏班。对方来意简单粗暴，交出一半收入就走人，不成，往死里揍！
高正宗没有看过《古惑仔》，但他卷入的一场恶斗比黑帮电影里的江湖对决更加惨烈。
来者17人，高正宗看到了菜刀。环顾四周，女人早没了影，一些怕事的男人和双方都划清界限，高正宗身后只剩两个挺他的死党。
“给不给钱？”
“滚！”
话音刚落，拳脚如暴风骤雨袭下，混斗中闪过数道刀光。高正宗和他的哥们儿赤手空拳，没有任何武器自卫。17对3，这场斗殴的结局弥漫着血腥味：一个兄弟脑袋背部遭刀砍，另一个兄弟被打断手脚，高正宗直接吐血40多天。
他忍痛报警，然而麻烦还在后头。
演出最后一晚，挑事的人端上了鸟枪，堵在山道口截高正宗。村副主任闻讯赶紧把他藏起来。高正宗躲过一劫。
虽然性命无忧，但在胁迫、群斗随时上演的市场环境下，自办剧团的冒险以失败告终。到年，高正宗已经欠下5万元的演员工资，这笔亏损皆归因于黑帮势力的蛮横勒索。他不得不遣散剧团，四处打工，教戏、打鼓、跑业务，“这个月工资拿来先还给谁，都在心里安排好。”
高正宗自己记的乐谱
和高正宗江湖闯荡相比，李国福的冒险没有血光和硝烟，却同样残酷。
90年代末，一场波及全球的经济危机重创电器行业。李国福每进一台电器，不得不以低于原价一千多元的价格卖出，接连的亏本生意让已经开起来的三家电器门店被迫关停。
负债、亏本、失去收入来源，家庭的经济危机横在李国福面前，他的大女儿就快9岁，二女儿就要出生。李国福走投无路，一个玩笑却转变他的人生轨迹。
某日一个剧团老板向他抱怨会修音响的人太少。李国福逗他“那我来做好了呀”。二十年后，李国福对这个不经意脱口的玩笑话感到无奈，他真没打算进剧团，“我当时只会修电器呀。”第二天剧团老板来电话让他去，李国福答应了。灯光、音效，他从零摸索，一场由电器老板转向剧团音响师的跨界冒险，李国福做成了。
经历起起伏伏的90年代，高正宗和李国福如今共事一家戏班子“金兰婺剧团”。金兰婺剧团成立于年，老板娘王金兰当年从一花旦转型当班主，有幸的是她熬过了“个剧团90几个都亏本”的生存危机。
高正宗目前在剧团收入最高，接着就是李国福。“现在的电子音响和鼓同时配在一起啊？”李国福听到这样的问题仿佛是受了质疑，以一种夸张的豪气回答，“全部，全部的舞台的声音都是我那边的，包括他们乐队的和前台的。”当话题涉及各种环境下的的音响条件时，他转入一种冷静的语调，用大白话给我们分析没有返听音箱的情况下怎么调音，到户外的广场又如何能让音响效果最佳，在室内，“回音重，我们效果要打下来，声音不可能让他压在那里吧”“所以我们声音要给他放开，放开声音就压不掉”，李国福讷于言辞，但是这无关紧要，他的调音水平已被公认，台州某个剧团曾想挖过李国福就是明证。
隐痛
在草根婺剧团呆久了，一些困难是为了生存必须克服的。
剧团里没有高级的化妆品，演员拿马克颜料勾脸谱，拍痱子粉定妆，捧自来水卸妆。皮肤过敏、肤质老化是有的演员必须面对的问题。
草根婺剧团演出常年在村与村之间流动迁徙，为了迁徙方便，演员走到哪都带着帐篷、铺盖、衣裳，祠堂是最常见的落脚点，那样既省钱又符合风俗。对女演员来说，洗澡是个麻烦事，碰到带淋浴的公厕是运气好，通常的办法是搭一个洗澡帐篷。
剧团演员搭载祠堂里的帐篷，这是他们流动的“卧室”
到了六七月之交，刚出梅的缙云就成了一个大蒸笼，空气中饱和了粘腻炙热的水汽，最高温飙升到37℃。但是从演员的帐篷里看进去，有人还铺着棉被，唯一驱赶暑热的工具是搁在帐篷外的迷你电扇。
转场意味着一次长途迁徙，除了舟车劳顿，还要担心意外横祸，最近的一件事发生在去年。剧团夜里启程，正逢下雨，从武义到东阳的路上遭遇翻车。这场事故没有人得到赔偿，因为剧团图省钱，叫了一辆没有保险的私家车。
人祸之外，天灾带来的损失更加可怖。就在采访的前两天，剧团在海拔多米的岩下村突遇狂风暴雨，雷鸣电闪之间，纸糊的头面被打烂，灯光电器被烧坏，前后损失近20万。在缙云采访的一个星期内，这样说变就变的天气又出现3次，和剧团演员的描述惊人的相似：先是隐隐雷声，天际乌云翻涌，顶头烈日迅速被云层吞没，接着狂风四起，不出半小时，如注暴雨倾斜而下，一小时后，又雨过天晴，日光直晒。
转场前，朋友帮徐珍英打被子
撤掉帐篷后，地上露出了铺在垫被底下的报纸、麻袋和硬纸板
不是所有的苦都可以转化成剧团演员的职业习惯，某些挣扎只会被一部分人体会。高正宗有自己的隐痛。
它来自家庭。
婺剧演员和他们的家人通常过着聚少离多的日子，“包年”的戏班一年有11个月在外奔波，“点天”的戏班更自由，演完一台戏就可以回家。
7月初，金兰婺剧团在笕川文化礼堂唱戏，不少演员的家就在笕川以西不到3公里的新建。家住新建的孩子跑来看爸爸妈妈演戏，通常四五个小孩聚一起，坐在后台的道具箱上玩游戏。一个女孩的妈妈唱大花脸，她说不喜欢妈妈唱戏，因为化完妆的妈妈让她害怕。一个演跑兵的母亲儿子已经工作，回忆起儿子的童年，母亲很激动，“想！天天想！自己生的儿子怎么可能不想？但是为了混口饭吃又能怎么办？”徐珍英当母亲后则做件了颇需勇气的事，不当演员，在家陪儿子。最让她欣慰的是成家后儿子孝顺又能干。徐珍英指着耳垂上金色的六瓣花耳环，“喏，这是儿子给我买的生日礼物。”她的儿子如今在温州靠自己打拼。
年轻时的高正宗也没让儿子离开过。
结婚两年，妻子同他离婚，“我为了儿子，一直没娶，从3岁开始把他拉扯大。”即使在他独立办团，闯荡江湖的两年里，高正宗一直把儿子带在身边，自己挨打受伤，儿子被妥帖地保护起来。
裂痕因婚房而起。高正宗准备先在农村造房后让儿子结婚，儿子不肯。高正宗又考虑让儿子租婚房，租金他来出，儿子也不肯。最后儿子搬到了母亲家住，“就是要把我挪开。”高正宗声音低下去。
最近的几场大病让高正宗彻底对父子关系绝望。“去年我两只脚中风，我也没跟他说，没问他要钱，反正自己能过自己过。”之后躺在床上实在没法，高正宗打了电话给儿子，请他帮忙先垫0块，“结果他在电话里骂，说我病是假装的，老不老嫩不嫩的，想他的钱用。”高正宗心灰意冷，“我不认识这个儿子”，但孙子一喊“爷爷爷爷”，他心又软了。
前一个月，高正宗白细胞严重超标，换血的事没跟儿子提，但儿子最后还是通过高正宗妹妹的口知道了。“他又骂，说我一年都没有个地方好的嘞。”“别说给我钱，他一个电话都没打来过”，高正宗说得激动，一根铁勺子咣咣咣地刮着不锈钢碗底，他闷下最后一口饭，“要是他有时间回来，我到法院跟他脱离父子关系。”“说我拐，说我骗，你也没什么钱给我骗。”高正宗开始用第二人称说话，“我也不想连累你”。那次花费十多万的换血最终靠初中同学筹钱和高正宗的个人积蓄做完了。
在人前，高正宗不介意拿父子关系开玩笑。李国福和高正宗关系好，因为一件事争论起来，李国福急了，黑他“演大花脸的就没下场。”高正宗干笑着接过话，“我本来就是没下场的，上没老下没小的，你下场好一点就好了。”
说完，一片静默。
戏里戏外
王全有最近萌生退意。“没意思，工资又那么低”，他现在负责给戏台摆道具，想起刚进剧团的日子，老演员带他从跑龙套练起，手势、眼神、步态，王全有都学过来，到翻斗、下腰，他觉得难，就没跟着学。之后27年，王全有换过八九个剧团，只能一直做难度系数最低的跑兵，近几年，他觉得老了，跑不动了。和跑龙套一样让他力不从心的是他的婚姻，王全有快要跨入五十，家中独子，至今单身，“找不起，没办法，急也没用。”
徐珍英今年56，笑起来依然像个小姑娘。当年新建镇婺剧团解散时，和她要好的姐妹有的嫁人生娃，有的下海经商，没有一人从事婺剧行当，也就意味着她们不用忍受奔波迁徙之苦，问她后悔过吗，徐珍英摇头，“一个人闷在家里会觉得很烦，事情多，出来唱戏，开开心心的，什么事情都忘记了。”她打开手机相册，翻出一张演花旦的扮相。照片里的徐珍英一身水红，眉眼里透着柔顺的风情，她说这是去年拍的，看到记者一脸的不可思议，她很得意，“是不是很年轻啊？一唱戏心态会变好，心态好人就年轻。”一语未了眼角已堆上笑意。
徐珍英向我们展示她演花旦时的照片，这是去年拍的，照片里的她55岁
对高正宗而言，他的暑期就快到了。按照计划，他会暂住金华，给乡村的老头老太们讲课教戏，那里的婺剧氛围更加浓厚。
不过那是一周之后的事，眼下他只需专注于击鼓，掌控戏台的节奏，据说这是一户人家20年前就许下的还愿戏。高正宗坐在幕布右侧，从这个角度，台上台下一览无余：
他可以看到四五个小孩耍着“斩立决”的牌子和山东来的武生打闹，从前他的孩子也这样度过童年；他可以看到台下的银发耄耋老人拿手帕抹去嘴角的涎水和眼角的泪花，他们和老传统活得一样悠久；他可以看到戏台上聚精会神的演员退回幕侧后探出的茫然空洞的眼，他知道这双眼的主人正被无聊啮蚀，那是身在剧团常见的情绪；他也经常看到戏台上全忠全孝的人物最终功德圆满，忤逆不肖之徒落得众叛亲离，虽然这和他的现实经验有着强烈反差，但他从未细想。至少今晚的戏无关忠孝，是他最喜的悲剧“血溅乌纱”。
戏曲里忤逆不肖之徒落得众叛亲离
错杀好人的严天明，悔恨交加，为王法正义，他毅然自杀。拔剑自刎一瞬，全剧推向高潮，高正宗的鼓点咚咚咚地紧起来，脊梁骨挺得笔直，眼神聚满刚勇，那一刻他活在戏里，释怀了人间的烦恼。演员、观众皆是。
空中响过一声鞭炮，为还愿戏点的香烛就快燃尽。山神为生活在这“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土地上辛劳的人们备下了他们祈求的太平和安乐。
演还愿戏需要点香请神
（应采访者要求，王全有、李国福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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