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从如何崇祯、李自成‘’吴三桂、多尔衮四个角度来描写公元年的大明悲歌。这篇文字堪称今年写甲申风云的巅峰之作。（一）：崇祯皇帝，性格决定命运
题记
公元一六四四年，戏剧性的一年。在漫长如中国历史的岁月里，传奇故事已经屡见不鲜，但像一六四四这样变数如此之多，充满了峰回路转的年份，却也罕见。就在这一年，四个关键人物，四种命运的交织，共同创造了历史，也改写了历史。至今看来，依然让人感慨不已。
公元一六四四年，风雨飘摇的大明王朝迎来了大厦将倾的最后时刻。就在这一年春天，李自成亲率大军号称五十余万，倾巢出动，从陕西禹门渡黄河，一路势如破竹，除了在宁武关遭到激烈抵抗外，沿途其余关隘城池皆望风而降。所以，李自成仅用了一个多月就兵临城下，起义军连营数百里，把北京城围得水泄不通。而此时的京城，无兵可守，只剩下崇祯皇帝和一帮各怀鬼胎的朝臣，坐困孤城，一筹莫展。看来真的是气数已尽，再无机会了。
其实，崇祯并不是没有机会，即使是在一六四四年，历史也曾给过崇祯几次宝贵的机会。第一个机会，是迁都南京暂避锋芒。历史上，东晋，南宋都曾迁都南方而得以存续，唐玄宗也曾逃到蜀中避乱。更何况，成祖当年迁都北京时特意留了一个后门，在南京保留了一套和北京一样的政府班子，就是为了有备无患，在发生变乱时皇帝能够从容不迫地迁都，起到临时政府的作用。此外，李自成军主力都集中在河北山西一带，张献忠则远在四川。山东，两淮，江浙诸省都没有起义军的踪迹，而且又有湖北左良玉军为策应，此时南迁，可保无虞。即便不走陆路，也可在天津坐船南下，更加快捷安全。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动乱的明末，江南暂时还算安稳
第二个机会，是乘李自成在宁武关攻击受阻之际，赶紧内调吴三桂的三万关宁铁骑入援京师，保证首都拥有足够的防守兵力，凭借京师坚固高大的城墙，击退起义军的围攻。虽无十分胜算，也不至于完蛋得如此迅速。
关宁军，年明朝最后一支尚具完整战斗力的精锐部队
可惜这两个机会，崇祯都没有把握住，这和他性格上的缺陷有莫大的关系。我看过崇祯皇帝写的一幅字：字写得很大，笔画很粗，看上去很大气，但是笔画的间距却十分逼仄，给人一种压抑和装腔作势的感觉。“字如其人”，志大才疏，刚愎自用，用在崇祯身上，恰如其分。
在关于迁都的问题上，崇祯也不是不想迁，在最危急的关头，他一再征询内阁首辅陈演和魏藻德的意见，陈演坚决反对南迁，魏藻德始终装糊涂不表态，崇祯非常恼怒却也无可奈何，最后只得咬牙切齿地说:“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为亡国之臣！”其实，从这句话里，就能看出诸臣不附和皇帝意见的原因了。原来两年前，崇祯曾经秘密指使当时的兵部尚书陈新甲与清廷议和，由于陈新甲的家僮误将写有议和条款的密函当做塘报交给有关部门传抄，事情败露，朝中舆论哗然。崇祯害怕承担签订“卖国和约”的罪名，于是将责任全部推到陈新甲身上。谁知陈新甲不仅不愿认罪，反而自诩有功，企图把皮球踢回去。崇祯恼羞成怒，将陈新甲逮捕入狱。朝中大臣曾多方营救，出于嫁祸于人的目的，崇祯全部拒绝。当年，陈新甲终于以“私款辱国”的罪名被斩首示众。在这件事里，崇祯好谋无决，敢做不敢当，缺乏承担责任的决心和魄力的性格缺陷暴露无遗。这次在迁都问题上，崇祯故伎重演，不想承担“弃守祖宗陵寝”的罪责，又想找替罪羊顶缸，大臣们对此自然心知肚明，所以要么公然唱反调，要么装聋作哑不表态，就是不愿承担责任。既然找不到替罪羊，崇祯也只能徒唤负负，南迁之议就此夭折。第一个机会就这么丧失了。由于在迁都问题上吵得不可开交，加之国库空虚，朝廷不能负担勤王军百万军饷的要求，所以内调关宁铁骑的计划也因此拖延。直到李自成攻破京师，崇祯上吊自杀那天，吴三桂才抵达河北丰润，离京师还有几百里之遥。第二个机会，也就这么失去了。天无绝人之路，即便是李自成，也给了崇祯最后一次机会。实际上当时李自成并没有灭掉明朝的打算，他的思想接近于项羽，只是想当他的“西北王”，而不是皇帝。于是他提出谈判条件:只要崇祯割西北一带，让他分国而王，并犒赏军银百万两，他马上就退兵。在形势几乎绝望的情况下，这样的和谈条件，可以说是相当优惠了，也是拯救明朝最后的机会。崇祯理应接受，以便赢得喘息之机，再作打算。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直到这个时候，崇祯仍然再三征询首辅魏藻德的意见，希望魏藻德承担割地责任，而后者自然是不愿答应的。到最后，崇祯虽然气急败坏，但仍无勇气自己承担与“流贼”屈辱议和的责任，竟断然拒绝了李自成伸出的橄榄枝，简直是蠢到了不可名状的地步！有人也许要问，崇祯杀袁崇焕时，不是挺当机立断的吗？怎么在迁都调兵议和这些问题上，反而犹豫不决，患得患失了呢？其实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当年杀袁崇焕时，由于袁崇焕秉性刚直，又杀了毛文龙，在朝中得罪了不少人，于是大奸臣周延儒，温体仁和一些太监串通起来大造声势，利用崇祯多疑苛刻的性格缺陷，使崇祯认为自己的判断正确，又得到了舆论支持，于是底气十足，“当机立断”地制造了一个大冤案。然而，当崇祯得不到官僚集团的支持，或者遇到了必须自己负责的情况时，他庸懦无能，优柔寡断的本来面目也就一下曝光了。性格决定命运。当崇祯砍杀宫嫔，逼死皇后，自己在煤山那棵老歪脖子树上吊死的那一刻。他可曾反省过，自己性格中那些致命的缺陷，不仅会把自己引向毁灭，也将断送他的王朝最后的生路？
（二）：李自成，成王败寇的写照公元一六四四年，“闯王”，或者“大顺王”李自成，似乎注定就要成为中国下一任天子。就在去年十月，他一举击溃宿敌陕西总督孙传庭的军队，攻取关中。这年一月，意气风发的李自成在西安称王，国号大顺，建元“永昌”，俨然与大明分庭抗礼。不仅如此，他更亲率大军五十万，东征北京，一路所过州县，无不望风披靡。然而，在宁武关，他遇到了明军最后，也是最激烈的抵抗。
宁武关由偏头、雁门、宁武三关总兵周遇吉亲自镇守。作为大明朝最后的忠臣良将，周遇吉拼死力战，以几千残兵对阵李自成五十万大军，全无惧色。双方大战七昼夜，周遇吉充分发挥宁武关险要地形的防御优势，用大炮轰击农民军攻城部队，杀伤万余人。此后又通过阵前反突击，夜袭，诈降等战术，使李自成蒙受了损失七万余人的惨痛代价。后来农民军用炮轰塌城墙，宁武关终被攻破，周遇吉又带领亲随拼死巷战，做最后的抵抗。《明史》如此记载：
“遇吉巷战，马蹶，徒步跳荡，手格杀数十人。身被矢如蝟，竟为贼执，大骂不屈。贼悬之高竿，丛射杀之，复脔其肉。城中士民感遇吉忠义，巷战杀贼，不可胜计。其舍中儿，先从遇吉出斗，死亡略尽。夫人刘氏素勇健，率妇女数十人据山巅公廨（衙署），登屋而射，每一矢毙一贼，贼不敢逼。纵火焚之，阖家尽死。”宁武关，李自成进逼北京的最后一关
如此惨烈的战斗，使李自成东征的信心大受打击。他对部将说：“宁武虽破，死伤过多，自此达京师，大同，宣府，居庸关重兵数十万尽如宁武，吾辈岂有孑遗哉，不如还陕图后举。”这种想法，其实是很自然的。李自成本来是不想造反的，和其他普通的中国农民一样，他只是想老婆孩子热炕头，好好过日子。然而，当他因为丢失公文这样的小事被驿站炒掉，光荣下岗以后，李自成的命运发生了转变。因缴不起举人艾诏的欠债，被艾举人告到米脂县衙。县令将他“械而游于市，将置至死”，后由亲友救出。这个倒霉的人回到家后，又发现自己的老婆与村里人通奸，一怒之下，他杀死了债主和妻子。两条人命在身，官府不能不问，吃官司不能不死，于是李自成又逃亡他乡投军，谁知投军也不太平，因为欠饷问题，李自成终于被逼上梁山，杀死参将和当地县令，落草为寇。在他十几年的造反和征战生涯中，战胜攻取和一败涂地都是家常便饭，走到称王这一步，完全是因利乘便，而并非一开始就定好的大战略目标。所以，东征北京，在李自成看来也是一次因利乘便的行动，有利则高歌猛进，不利则退守自保，并非一定要改朝换代，取大明天下不可。
李自成还是更习惯草头王的日子
宁武大战结束当天夜里，李自成沉沉睡去。如果历史就这样发展下去，那么不外乎是第二天清晨，闯王和他的军队吃罢早饭，带着战利品拔营启程，返回关中。历史上的很多帝国，比如8世纪阿拉伯人在普瓦提埃和图尔，13世纪蒙古人在艾因贾鲁和日本海，都是这样无声无息地停下扩张脚步的。可是，历史的精彩之处就在于，它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就在李自成心灰意懒之际，当天深夜，大同总兵送来降表，李自成大喜过望。刚坐定，宣城总兵降表又到，而且派来了一百名骑兵来迎接他进城。历史一夜之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宣府大同，这两个年来一直捍卫着京师门户的重镇，兵不血刃便已拿下。自此，京师门户洞开，明朝灭亡只是时间问题。一六四四年三月中旬，李自成大军包围北京。他志得意满，以胜利者的潇洒姿态，向崇祯皇帝提出了无比优惠的议和条件。据《小腆纪年附考》卷4载，李自成提出的条件为：
闯人马强众，议割西北一带分国王并犒赏军百万，退守河南……闯既受封，愿为朝廷内遏群寇，尤能以劲兵助剿辽藩。但不奉诏与觐耳。崇帧皇帝以惊人的愚蠢对议和条款加以拒绝后，农民军开始攻城。三月十九日，兵部尚书张缙彦主动打开正阳门，迎农民军入城，崇祯皇帝自缢殉国。李自成大摇大摆走进紫禁城，走进了这座过去他这种小民连看都看不着的深宫大殿。传说李自成入宫后看见崇祯的遗体后叹息道：“我来与你共享江山，如何寻此短见？”遂命人以皇帝之礼安葬，可谓盗亦有道，极有风度。
然而，当吴三桂降而复叛，李自成率军十万讨伐山海关之时，大顺军已经不再是当初屡战屡胜的劲旅了。官兵个个腰缠万贯，带着从京城搜刮的金银宝器，还有众多裹挟而来的妇女奴仆，看上去并不是出征，而是衣锦还乡。历史是如此惊人地巧合，年前，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也是像这样一支拖儿带女，如花车游行般的军队，在一个叫条顿堡森林的地方全军覆灭。它的统帅叫瓦卢斯。在一片石，当八旗兵像当年的切鲁希人一样从侧翼杀出时，李自成的队伍爆发出一阵歇斯底里的惨叫：“辫子兵来啦”，随即狼奔豕突，溃不成军。
满洲骑兵的侧翼突击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李自成从进京到狼狈逃回陕西，其间只有短短四十多天。和刘邦入关中“约法三章”，财帛子女无所动，萧何忙着保管搜集法令档案资料不同，在这四十多天时间里，李自成和他的部属没有做一件对巩固新政权有利的事。除了拷掠明朝的官僚权贵，榨取金银财宝，发泄对旧政权的仇恨外，他们对百姓也是极尽搜刮，无恶不作。大顺政权流氓阶层落后残暴的一面彻底暴露。
最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李自成手下大将刘宗敏竟然对吴三桂的父亲吴襄也施以酷刑拷打，并霸占了吴三桂的妻子陈圆圆，直接破坏了李自成招降吴三桂的计划，激反了吴三桂，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而李自成对此竟然也听之任之，没有采取强硬措施加以制止，不能不说李自成只讲梁山好汉的兄弟义气，而缺乏人主之威。不过他似乎也没有又一定要当皇帝的打算，只是在一片石之败后，仓皇逃离北京之前，草草搞了一个登基仪式，当然，天下百姓谁都没把这当回事。好一个“裂土封王”，好一个“共享江山”，这两句话，道出了李自成只能成为草寇中的枭雄，做不了皇帝。斯巴达可以有两个国王，罗马也能有两个执政官，中国不一样，“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名不正则言不顺，什么“共享江山”，没有的事！只有成王败寇之道，绝无二主共治之理。你不是正统出身的皇帝，也不是奉天承运的继位者，那么终是篡逆之徒，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一年以后，在湖北九宫山，一个叫程九伯的农民一锄头刨死了一个穿龙袍的人，据说他就是赫赫有名的李闯王，一个“流贼”。
（三）：吴三桂，不为圣贤，便为禽兽公元一六四四年，辽东总兵、平西伯、平西王吴三桂正在经历一场从“忠臣孝子”到“禽兽”的痛苦蜕变。
“使生死终始若一，一足以为人愿，是先王之道，忠臣孝子之极也。”荀子对“忠臣孝子”所做的定义，一直是后世儒家提倡的模范人格，也是吴三桂毕生追求的至高境界。吴三桂少年得志，十八岁时其父吴襄带领五百名士兵出锦州城巡逻，被皇太极的数万大军重重包围，吴三桂和他的舅舅祖大寿登上城楼观战，大寿以城内兵少不肯出兵相救，吴三桂为救父亲，仅率二十多名家丁就冲入四万八旗兵的重围，将其父吴襄救出，孝勇之举遍闻天下，有“勇冠三军、孝闻九边”的美誉。此后，他随父作战，“胆勇倍奋，士气益鼓”，被崇祯提升为辽东总兵。松锦一役，明军轻出浪战，陷入绝境，明朝东北最高军事长官蓟辽总督洪承畴被俘。吴三桂率部从大路突围，成为少数突围成功的明军。据说皇太极曾赞叹道：“吴三桂果是汉子！得此人归降，天下唾手可得矣。”此后清廷不断写信劝降，许以裂土封王之厚赏，而吴三桂始终不为所动。
白皙通侯最少年
如果不是那场突如其来的变乱，那么吴三桂将会成为足以和袁崇焕、郑成功比肩的大英雄，名垂青史。可是，命运对吴三桂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就在这一年三月，他曾经无限忠于的大明王朝一夜之间土崩瓦解，皇上吊死煤山。与此同时，他留在京城的父亲吴襄，爱妾陈圆圆也落入“流贼”李自成之手，凶多吉少。两个噩耗像晴天霹雳般击中了吴三桂，他下令全军戴孝，痛哭流涕。然而，比丧失君父爱妾更刺痛他灵魂的，是孟子的一句话：“无君无父，禽兽也。”是啊，曾经恩赐他高官厚禄的皇上和朝廷毁灭了，“忠臣”是做不得了；曾经抚养教育他成才的父亲也生死未卜，“孝子”又找谁去孝？关外的鞑虏虎视眈眈，关内的流贼威逼利诱。他，吴三桂，历史夹缝中的盖世英雄，忠臣孝子，又该往何处去？哪里才是他的归宿？
“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这是曾国藩的名言，也是儒家的思维定式。而《论语》里记载，有人问孔子究竟是不是圣人。孔子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可见孔子也并不认为自己就是圣人。那么按照“不为圣贤，便为禽兽”的逻辑，孔子当然也成了禽兽。这未免有些滑稽。所以可见后世儒家那套大道理，看似文质彬彬，讲究中庸之道，其实骨子里也是不留余地，极端得很。这些大道理只是教人做遥不可及、理想化的“圣贤”，但对于在现实中如何做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却缺乏指导意义。孟子说过：“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可见庶民在他眼里，就是禽兽。若连“禽兽”都做不得，于是干脆叫人“舍生取义”，杀气腾腾，颇有“礼教吃人”的色彩。这种思维定式，对中国人的精神造成了很大的困扰，让人除了走极端，找不到别的出路。这和西方当时兴起的对人的个性的关怀，注重强调维护人性尊严，主张自由平等和自我价值体现的“人文主义”思潮（humanism），大异其趣。如果吴三桂不是生在中国，那么即使在同样的情况下，其心灵也不至于如此矛盾彷徨。谁叫他投胎选择了veryhard模式呢？
与明末同时期的西方文艺复兴，开启了人性解放的时代
既然做不了“忠臣孝子”，那么也别当什么“圣贤”了，要活下去，还是选择“禽兽”把。此时此刻，吴三桂内心剧烈的矛盾挣扎，恐怕用脱胎换骨来形容也并不为过。他一度倾向于投降李自成，因为毕竟生父和爱妾等家人都在李自成手里当人质。况且李自成一开始也颇有诚意，托人给吴三桂捎去了四个月的军粮和白银四万两。
就在他打算正式投降的时刻，一封密信改变了整个历史——原来李自成进京后对明朝勋戚权贵进行拷掠追赃，吴家也被查抄，父亲吴襄被刘宗敏抓去严刑拷打，已经奄奄一息。吴三桂对父亲的被抓起初并不在意，“此胁我降尔，何患！”但是接下来的消息却刺中了他最敏感的神经：他心爱的女人陈圆圆竟也被刘宗敏霸占。史载吴三桂切齿道：“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何面见人耶！”随即杀掉李自成派来洽降的使者，点起全部兵马，杀回山海关，并并复信吴襄，声称“父既不能为忠臣，儿亦安能为孝子乎？”这番话，预示着吴三桂迈出了成为“禽兽”的第一步。
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女人再一次改变了中国历史
所谓禽兽之性，不过就是动物本能而已。人类也有动物本能，无非食色二欲。当然，“圣贤”是不会把它们放在眼里的，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存天理，灭人欲”，把食欲性欲的合理性都否定掉了；古来成大事者，甚至包括流氓，也明白色字头上一把刀的道理，并不把女人和爱情真当回事。刘备说得好：“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刘备的兄弟，著名的武圣人关云长，不也有“月下斩貂蝉”这样不解风情的传说吗？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为了一个女人而不顾父亲的死活，继而成为铁杆大汉奸，这不是“禽兽之性”压倒“圣贤之道”而占了上风吗？所以只凭这一点，吴三桂就足以万劫不复，为后世那些正人君子所口诛笔伐了。
吴三桂在历史中的面目开始变得狰狞起来
吴三桂杀回山海关后，也并没有铁了心投降清朝。他只是想“借师助剿”，在致多尔衮的信中，吴三桂许诺：“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速选精兵,直入中协西协,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国中,则我朝之报北朝者,岂惟财帛?将裂地以酬,不敢食言。”多尔衮何等精明的人，他的野心远不止“裂地以酬”，所以在回信中，也并没有答应吴三桂的请求，而是继续劝降：“今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一则国仇得报，一则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富贵，当如带砺河山，永永无极！”其时，李自成已经亲率大军十余万启程讨伐吴三桂，而吴手中兵马只有三万，必败无疑。事已至此，身不由己。吴三桂在惊惶无奈之中，不得不接受多尔衮的要求，剃发，易服，衷心归顺大清，迈出了成为“禽兽”的第二步。
大明的平西伯死去了，大清的平西王诞生了
接下来的局势就一边倒了，李自成遭到吴三桂与清军的夹击，一败涂地。吴三桂自己的兵马也差不多拼光了，清廷册封吴三桂为平西王，又拨精兵数万归他指挥。此时的吴三桂，已经成为清朝入侵中原的最得力的先锋。他先追击李自成，平灭陕西等地的农民军余部，并消灭四川的张献忠，随后会同清军征服云贵等地区。
昔日大明的忠臣良将，已成满清的得力鹰犬
这还不够，吴三桂引兵入缅，追杀南明永历帝，当吴三桂俘获他曾经效忠的大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时，怕生枝节，竟下令就地处斩。如此狠毒，连满人都觉得过分，定西将军爱星阿说：“永历尝为中国之君，今若斩首，未免太惨，仍当赐以自尽，始为得体”；安南将军卓罗也说：“一死而已，彼亦曾为君，全其首领可也。”于是才改判为用弓弦绞死。吴三桂既决定做“禽兽”，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再无什么底线可言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历史上的叛徒、汉奸比其主子还要凶恶——要是不穷凶极恶，便会受到主子的猜疑，还是“宁左勿右”为妙。当“禽兽”也不容易啊！
永历帝罹难处，大明的残山剩水也不复存在
晚年的吴三桂，门生故吏遍天下，原来的部将多为地方督抚军官，根深蒂固。他原以为可以把这个“平西王”安安稳稳地当下去。谁料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康熙除鳌拜后，下一个铲除目标自然就对准了他。在康熙的步步紧逼之下，吴三桂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叛变，这就是所谓“三藩之乱”。此时的吴三桂，在汉人眼里是大汉奸，在清廷眼里是乱臣贼子，里外不是人，“禽兽”到如此地步，可谓极矣。
“三藩之乱”发起后五年，六十九岁的吴三桂在绝望中去世。回首往昔，这位叱咤风云的平西王如果还能回到一六四四年，如果还能再选择一回，为“圣贤”还是为“禽兽”，他还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吗？康熙二十年年底，清军占领昆明，彻底平定“三藩之乱”。在一六四四年那些腥风血雨的日子里，大败后的李自成将扣在京城的吴襄及其全家三十六口全部杀害。侥幸逃得生路的吴氏族人，三十年后也难逃康熙爷的“天威”，被满门抄斩，包括襁褓中的婴儿。
（四）：多尔衮，看江山由谁来主宰多尔衮，在满语里是“熊”的意思。熊很凶猛，力量也大，但身肥体胖，行动不太敏捷，因此它们的捕猎方式很独特。每到鲑鱼洄游的季节，总会有大批的北美棕熊在湍急的瀑布边摩拳擦掌，等待逆流而上的鲑鱼自投罗网。为了这顿美餐，这些熊往往要耐心等待五六个月。
一六四四年，爱新觉罗家族的这位摄政王也像一头凶猛而富有耐心的熊，在万里长城的另一边屏息凝神，随时准备抓住历史为他准备的那一条肥大而鲜美的鲑鱼。为了这一天，他和他的家族已经奋战了近四十年。
一六四四年三月中旬，李自成已兵临城下。崇祯飞檄令吴三桂放弃明朝在关外最后的据点宁远，内调保卫京师。多尔衮已经从中判断出明朝面临亡国的严重危机。谁知三月十九日李自成便捷足先登占领京师，明朝宣告灭亡。形势发展之快，大大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明朝灭亡的消息，在三月末传到沈阳。多尔衮闻讯赶紧开会商讨对策，此次会议，著名的谋士范文程分析了形势，提出了他的大战略构想：
“自‘闯寇’猖狂，中原涂炭，近旦倾覆京师，戕厥君后，此必讨之‘贼’也。虽拥众百万，横行无惮，其败道有三：逼殒其主，天怒矣；刑辱缙绅、拷掠财货，士忿矣；掠民资、淫人妇、火人庐舍，民恨矣。备此三败，行之以骄，可一战破也。”范文程对于形势的分析，可谓透彻。而下面这句话，更是高屋建瓴，显示了问鼎天下的图谋：“此行或直趋燕京，或相机攻取。”
此前，满清曾五次入边，杀掠甚重，但都是迂回深入，并未费力攻打京师。皇太极曾说过：“城中痴儿（指崇祯），取之若反掌耳，但其疆域尚强，非旦夕可溃者，得之易，守之难，不若简兵练旅，以待天命可也。”可见当时满清对明朝采取袭击战略而非征服战略的初衷，也是考虑到本身力量不强，贸然深入，并无十分胜算。然而，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如今形势大变，明朝已然灭亡，李自成又根基未稳，中原群龙无首，此时不进关夺权，更待何时？多尔衮审时度势，全盘采纳了范文程的战略方针，紧急动员军队，于当年四月七日集结大军十余万，倾国而起。史料记载“前后兴师，未有如今日之大举。”从中可以看出，多尔衮和清廷决心孤注一掷、夺取天下，把清朝的命运完全寄托于这轮赌博之中。按照三十六计的说法，此次行动是标准的“趁火打劫”。
清军从沈阳出兵，以每天60里的速度行军。多尔衮对山海关的情况还不了解，不敢贸然急进，沿途小心翼翼，不断打探消息。四月十五日早晨，清军行进到一个叫翁后的地方，突然遇见了两个人，此二人要求面见多尔衮，呈上了一封改变历史的密信——辽东总兵，平西伯吴三桂要向清朝开关乞师了。多尔衮接到书信，喜出望外，却又疑虑重重。明清长期处于交战状态，双方积怨甚深。三桂一直同清军作战，拒降坚守，这封请兵的信来得太突然，仅凭一纸书信，怎能叫人轻信！为了一探虚实，多尔衮顺手牵羊，立即下令改变行军路线，并不是按照吴三桂指定的路线从中协（喜峰口一带），西协（密云一带）入关，而是集中兵力，直取山海关！事实证明，多尔衮在关键时刻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如果他仍走原道，与三桂遣使不能相遇；如果多尔衮听信三桂意见，走中、西两协路线，势必不能在李自成大举进攻山海关的关键时刻赶来。三桂难免有被歼的危险，整个结局很可能就会是另个样子。多尔衮的决策，不仅拯救了吴三桂，也为清廷定鼎中原提供了可能。而后，多尔衮又连使了三计，终于为清朝奠定了胜局。第一计是“反客为主”。吴三桂写的乞师信，本意是为了借兵，并非投降。多尔衮当然不会跟着他的思路走，他要利用自己手中的筹码，反过来控制吴三桂，让他为大清效力。于是，他给吴三桂写了一封回信：
“向欲与明修好，屡行致书，明国君臣不计国家丧乱，军民死亡，曾无一言相答，是以我国三次进兵攻略，盖示意于明国官吏军民，欲明国之君，熟筹而通好也。若今日则不复出，惟有底定国家，与民休息而已。予闻流寇攻陷京师，明主惨亡，不胜发指。用是率仁义之师，沉舟破釜，誓不返旌，期必灭贼，出民水火。及伯（指三桂）遣使致书，深为喜悦，遂统兵前进。夫伯思报主恩，与流贼不共戴天，诚忠臣之义也。伯虽向守辽东，与我为敌，今亦勿因前敌，尚复怀疑。昔管仲射桓公中钩，后桓公用为仲父，以成霸业。今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一则国仇得报，一则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福贵，如河山之永也。”一番话说得入情入理，滴水不漏，却暗藏机锋，试探吴三桂的诚意：若不答应投降，让出山海关，我就按兵不动。不出所料，吴三桂此时已成热锅上的蚂蚁，立即给多尔衮写去第二封信：
“接王来书，知大军已至宁远，救民伐暴，扶弱除强，义声震天地，其所以相助者，实为我先帝，而三桂之感戴，犹其小也。三桂承王谕，即发精锐于山海以西要处，诱贼速来。今贼亲率党羽，蚁聚永平一带，此乃自投陷阱，而天意从可知矣，今三桂已悉简精锐，以图相机剿灭，幸王速整虎旅，直入山海，首尾夹攻，逆贼可擒，京东西可传檄而定也。又仁义之师，首重民安，所发檄文最为严切，更祈令大军秋毫无犯，则民心服而财土亦得，何事不成哉”从这封信中，多尔衮已知道李自成正逼近山海关，吴三桂危在旦夕。这次，三桂要求多尔衮尽速进兵，“直入山海”。而不再提中协，西协的进军路线。这是一个根本改变。多尔衮抓住这稍纵即逝的机会，不再疑虑，当即下令急行军，轻骑疾驰。清军行军速度提高到一昼夜里。第二计是“上屋抽梯”。在吴三桂两次遣使的接引下，清军终于及时到达山海关前，已听到“关上炮声，夜深不止”。从远远传来的隆隆炮声，可以判断吴军已与农民军交火。吴三桂此时正与农民军打得不可开交，一夜之中，连续多次派使者至清营，敦请多尔衮尽速入关。据载：“三桂遣使者相望于道，往返凡八次。”至下半夜，多尔衮才下令清军向山海关移动，黎明时，推进到离山海关只有四五里的欢喜岭。到了欢喜岭，仍然“高张旗帜，休息士卒”，观望形势。天亮后，焦头烂额的吴三桂亲自到清营拜见多尔衮。此时，多尔衮深知主动权尽归己手，于是借口吴军与农民军装束相似恐致误伤为由，当即要求吴三桂剃发盟誓。事已至此，吴三桂也只能答应。可怜这一绺头发，剃掉的是整个中国的版图。
第三计“以逸待劳“。吴三桂降清后，多尔衮即令吴三桂率兵先投入战斗，自己则尾随其后，相机出动。这么做有两个好处，一是保证攻击行动的突然性，李自成还不知道清军已经参加战斗；二是让吴三桂和李自成先拼个鱼死网破，自己以逸待劳，渔翁得利。李自成指挥大军此时已在山海关外摆开一字长蛇阵，北自山，南到海，绵延二三十里，面向山海关，展开了决战的阵势。李自成志得意满，并不把吴三桂放在眼里，说：“吴三桂兵仅三千，我三十万，以一百人捉一人，可用靴尖踢倒！而且三桂与北兵（指清军）久相仇杀，必不相救，即使来救，北兵住满洲，衣粮马匹器械，尚须整顿而来，也得旷日累月。”于是当即投入全部兵力，向吴军冲击。等到李自成的前锋已经和吴三桂的军队纠缠在一起难解难分的时候，多尔衮将清军向海的方向鳞次布列，冲击农民军的阵尾，首尾夹击，一举破敌！当战场的沙尘散开，李自成赫然发现带辫子的骑兵向自己的部队猛冲，士兵都惊呼：“辫子兵来了！”顿时溃不成军，自相践踏，一片混乱。清军、吴军跟在农民军败退的队伍之后，一直追击四十里才收兵。有一部分农民军跑到城东海口处，被清军追上，逐一斩杀，而投海淹死的也不计其数！
自此，三计用罢，乾坤砥定。努尔哈赤称帝后，使用的第一个年号就是“天命”。如今，天命终于眷顾了爱新觉罗一族。一六四四年，同时也是崇祯十七年，永昌元年，但最终还是成了顺治元年！拿破仑曾经说过：“我看见法国的王冠在地上，我用尖刀把它拾起来！”最后的胜利，往往属于最善于把握时机，最善于捕捉机会，也是最善于利用形势的那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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